热点关注中国历史上，土地制度曾经历过多轮变迁，从夏商周时期的井田制，到北魏至唐代的均田制，以及期间战乱时期的屯田制等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上世纪50年代接连进行了土地改革、农村合作化、人民公社运动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并陆续出台了农村土地管理法律法规，建立起维系至今的农村土地所有权、使用和管理制度。
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相比之前的人民公社运动，更能保障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权益，但却是以造成农地细碎化经营来实现的。这种农地细碎化必然造成农户承包土地越来越细碎，就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经营成本，影响农户采用新技术、新产品以保证农地可持续稳定产出的热情，更不利于规模化农业发展和耕地保护。
更严重的问题在于，由于农民只有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，法律上还严格限制土地的抵押和继承，这虽然因此避免了历史上土地集中兼并一幕的重演，却让地方政府、开发商和其他组织有可能通过所谓的“合法”形式，改变农村土地用途。
三农专家、经济学家经常就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提出建议。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蒲坚在其所著的《解放土地：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》一书中，对农村土地国有化、私有化两种建议给予了分析，指出农地国有化成本高昂，并将加剧地方政府滥征，而土地私有化必然导致土地兼并、农地破坏等严重后果。这本书提出的建议是，在法律框架内，建立信托共有制。
蒲坚解释指出，信托共有制将实现个人财产社会化和产权成分多元化，实现农民土地产权与所有权的分离，以信托方为中介，将农地产权纳入社会范围进行自由流动、组合和交易。农地产权信托不改变其所有权归属，农民仍将可以通过以脚投票的方式来行使占有、处分、使用、收益4项功能。农地产权信托企业将因此发展为金融综合服务商，使得农地资本与金融资本更好地产生聚合式化学反应。
《解放土地：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》一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国、各地区农村土地流通的制度变迁，然后指出，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应当服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，应将以所有权为中心转向以使用权为中心，不侵害原有所有者权益，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。
蒲坚认为，农地信托共有制、土地信托化不仅可以将农地转化为可携带资产，解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，并且也能避免历史教训，防止新地主的出现，实现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，实现利益分享普惠化。
今年11月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。《决定》指出，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，“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，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、收益、有偿退出及抵押、担保、继承权。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，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，选择若干试点，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、担保、转让，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，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、公正、规范运行。”
《决定》的以上表述与《解放土地：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》这本书提出的“信托共有制”，在理念和内容上存在较多的一致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阅读这本书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贯彻落实《决定》精神。(本文仅为个人言论，不代表本报观点)文/郑渝川
开栏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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