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点关注在外来打工人员、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人口三类人群聚居的城乡接合部，“人口倒挂”现象明显。由于土地资源基本用尽，人口规模已近极限，加上历史欠账积重难返，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交织的易燃地带。
“一拆致富”后遗症
随着土地和人口的集中，一些农民不再种田，但其思维方式、教育水平、消费观念、生活方式等依然停留在“农业社会”时代。
居住在石家庄市槐底社区的7600多名居民，已经全部从过去的农业户口转成了城镇户籍。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玉信说，村里吸引投资120亿元开 发了200万平方米，建起了一大批餐饮、零售、住宿、建材、教育、金融等三产项目，固定资产达300多亿元。如今家家户户都住上了30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，每月还提供免费的粮、油等副食，人均年收入超过2 .5万元，可谓“衣食无忧”。
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，城乡接合部对城市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城镇化的推进也给不少地区带来了发展红利。一些村镇及时抓住机会，创新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，让村民过上了比市民还富裕、舒心的日子。
但随着村民变为市民，村子改作社区，村委会变成居委会，一些地方“土地的城市化”没能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，并未真正实现“人的城市化”，以土地为主导的城镇化往往“化地不化人”。
广州市白云区既有中心城区又有农村区域，是广州最具标本性质的城乡接合部。白云区钟落潭镇党委书记李恒丰说，一个200平方公里的镇，十多个项目来这里征地。政府收了地就去建项目，却忽视了农民离开土地“上楼”后的生存发展方式。
一方面，失地农民的利益是否得到合理补偿常被忽视;另一方面，农民依靠土地为生的传统生存方式，并未随着土地行政划归的改变，真正转变为以读书工作为出路的城市生存方式，他们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土地中脱离，也难以完全融入城市，享受与城镇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权益，“离乡不离土”的转化方式，难以给失地农民群体提供足够的可持续发展动力。
此外，记者发现，土地征用补偿造就了一批“一拆致富”的“土豪”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。
武汉市东西湖区某村过去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，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，年收入不足8千元，超过八成的家庭基本无存款。2010年，拆迁让村里发生了巨变，每户除了还建房，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，这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。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，突如其来的“巨资”让村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四五十岁的人大多吃过苦，不少还能保持本色。但年轻人往往大肆挥霍，有的嫌工资低辞职不干了，有的天天呼朋唤友、吃喝玩乐。
拆迁户“不劳而获”的巨额资产，还让一些周边居民“红了眼”。令城乡接合部内部，逐渐呈现出新的二元分割。
“第三元”身份尴尬
城市进不去，家乡回不去，在居住地又被区别对待，外来打工群体逐渐变成了“不城不乡”的第三元。
来自安徽阜阳的郑春来在上海九亭镇居住了6年，夫妻俩租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间，除了床和简单的桌椅外，杂物几乎堆满整个房间。郑春来告诉记者，妻子在附近的工厂上班，他自己则每天早晨在路边卖豆浆和煎饼，两人一年收入不足5万元，但还是比在老家种田多得多。
“有住、有吃、有钱赚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不错了。”郑春来说，“我们不怕受苦受累。只要能多赚些钱，让老人过得好一些，让两个孩子上得起学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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